孝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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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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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昌历史悠久,风光秀丽,孕育了无数风流人物。有著名的三国大将军费祎,有以孝闻名古今的孝子孟宗,有清代杰出画家程正揆,有曾向光绪帝上书力荐康有为的晚清大臣高燮曾;有纺织工业巨子、民族工业先驱石凤翔,有著名的现代文学家、翻译家丽尼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孝昌早期知名的共产党员有卫祖圣、李洞章、阳协陶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收录的1955年~1965年授衔将帅中,孝昌籍将军6人,其中上将1人(刘震),少将5人(石忠汉、卢南樵、刘振国、杨焕民、胡定千)。 解放后特别是建县以来,孝昌境内也涌现出许多很有影响的人物。
  费   祎(?~公元253) 字文伟,江夏黾阝(今孝昌县地当时属江夏黾阝县)人,年少时双亲亡故,随其叔父求学来到成都。 公元214年刘备兵围成都,刘璋投降,刘备自令益州牧,费祎留蜀。刘备称帝后,费祎被封为舍人(随侍太子),后又升为庶子。刘备死后,太子即位,封费祎为黄门侍郎(侍从皇帝,传达诏命)。费祎擅长外交,常被诸葛亮派往东吴,执行联吴抗魏的使命。   公元227年时诸葛亮进驻汉中,费祎任参军,地位颇重,诸葛亮也对其信任有加。诸葛亮在五丈原死后,费祎曾任后军师负责断后,可见其才能。回成都后,改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总领之意)。 公元245年,魏军大举攻蜀,费祎率军固守兴势(陕西洋北县),魏军无法前进,被迫撤退。费祎趁势进据三岭截杀,魏军损失惨重。 费祎因功封“成乡侯”,经蒋琬力荐任益州剌史。 公元251年12月费祎从汉中回成都,不久领兵屯驻昭化(古葭萌)。
  公元252年,令费祎在昭化设大将军府,总令前方征魏事宜。公元253年正月,费祎与前方诸将商讨军情政务,欢饮沉醉,被魏国降将郭循剌死于大将军府。费祎死后葬于四川昭化西门外, 其墓历代有培修,自明代以来规模更加宏大, 墓地四周有围墙、神道、牌坊、碑亭、费公祠、草堂等。清代雍正十三年,果亲王送六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路过昭化时,曾谒费祎墓,并题“深谋卓识”匾。可惜,现费祎墓仅存土半堆,高约3米,墓碑二块,上题“汉尚书令费公敬侯墓”。  至今,当地老百姓还亲切称费祎为费大将军。陈寿《三国志》有传。
 

      孟  宗(?~公元271)   字恭武,一字子恭,三国时吴国江夏青山口(今孝昌县地当时属江夏郡)人,读书勤奋,夙夜不懈,奉母至孝。相传孟宗少年时,母亲生病想吃竹笋,因时值隆冬,竹不生笋,孟宗入竹林涕哭,竹子忽然长出竹笋,孟宗得到竹笋孝敬母亲,今孝昌县周巷镇青山口“哭竹港”地名流传保存至今。 后来,孟宗在外做官时,凡有好吃的食物必先寄给母亲,然后自用。 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孟宗自光禄勋任右御史大夫,宝鼎三年(公元268年)拜司空,所以孟宗又称孟司空。 孟宗哭竹故事与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温被故事并载元人郭居敬所辑《二十四孝》中,影响深远。 (详见第二篇“孟宗故事”) 
 

       程正揆(1604~1676)  字端伯,号鞠陵,又号青溪道人,榜名正揆。丰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收藏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生活在风云多变的历史时期。年轻时,曾任明王朝的尚宝司卿,掌握皇帝宝玺符牌印章。明亡后,他的画得到清朝顺治帝的赏识,出任工部侍郎,督修乾清宫。后来,因满汉官员矛盾激化,于公元1657年被革职归里。革职后的程正揆,醉心于书画,在绘画艺术上取得很高成就。他的代表作《江山卧游图》长达500卷, 画面上有水光山色、楼台亭阁、人物花鸟,各卷意境,构图迥异,抒发着不同的思想感情,清代大画家龚贤称他的画为神品。程正揆在绘画理论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与他同时代的书画鉴赏名家张瑶星看了他描绘孝感名山的《白云寨图》后, 称为“外师造化,内辟心源”的佳作,还将他所画的《卧游图》誉为“千古大观”。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程正揆自传、绘画理论著作和《江山卧游图》等作品。程正揆不仅擅长绘画,而且酷爱收藏名画珍品。他藏有大批五代、宋、元、明代的名画。现在,中国美术馆还珍藏着经他保存下来的《鹤林图》、《渔家乐》、《九峰三柳读书》等艺术珍品。 
 

      高燮曾(1841~1917)      字理臣,名楠忠,花西栗林店古柏树村人。清咸丰八年(1858)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高燮曾与本县屠仁守、秦应逵三人同科考中进士。高燮曾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时,他官至给事中和左都御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高燮曾与另外六大臣共上奏折弹劾北洋大臣李鸿章“误国”,要求“惩处”,“以儆将来”。并曾疏指西太后懿旨,有“挟朋比私,淆乱国是”之语,受到慈禧召见、备问。 1898年3月,丧失主权的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高燮曾对此极为愤慨,即与王佑辟等联袂入乾清门伏阙痛哭,请求拒俄变法。同年,康有为上书光绪请求变法,当权者厌恶他的耿直,不为他转奏。当时高燮曾任兵掌印给事中,看到康有为的上书,慨叹其忠诚,于是上书光绪帝极力推荐,请求委任康有为以要职,此举在清廷官吏中尚属首次。
      辛亥革命后,高燮曾抱着对清皇帝的一片忠诚,不愿做另一朝代的官,与其子高承枢一起,辞去所任职务。高燮曾热爱乡梓,曾捐俸在故里修建学屋供家乡子弟就读,对家乡贫苦士民亦常尽力相助。虽居官数十年,告老时,惟三四架书籍相伴以度晚年,于1917年去世。
      高燮曾子高承枢,清代举人,曾任直隶省宣化府怀来县知县和怀来州知州。孙高士瑾,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  曾任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张闻天秘书和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等职。孙女高容,抗日战争参加革命,曾任湖北省妇联副主任等职。 
 

      徐焕斗(1873~1949)字星槎,号澴渔,雅号泊叟,花园人,其家为书香门第。徐焕斗幼小聪慧,11岁可背唐诗百首,成绩优异。1894(光绪二十年)年进两湖书院专攻文史诗文,后留校助教。从此,他潜心研究文史,光绪年间荐举孝廉方正,为补用县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1912年任汉口警察局局长,但其志趣并不在此。
      徐焕斗精通文史,主修《汉口小志》,亲临江城考察史料,走访“黄鹤楼”、“晴川阁”、“归元寺”等风景名胜,了解地方风情时达两年,完成了《汉口小志》共四卷的编纂工作。另外还编有《琴台纪略》、《赤壁纪略》各一卷。
      徐焕斗身居江城,就职汉口,但他心系故土,收集孝感历代名人著作,完成了《孝感诗征》、《孝感文征》、《澴风集》的编写工作,均正式出版。徐焕斗平生节衣简食,积钱藏书,人称“书迷”。 他藏书多为善本,经、子、集、诗、文、词、赋甚多,私人藏书达5000余册。  1941年,因权势所迫,被花园区区长朱寿陔聘为家庭专职先生,只教朱氏之子,徐焕斗勉强应付,不教实学,最后以年老多病回家。徐焕斗为人富有民族气节,痛恨日军。 当时暗地给日本宣抚班班长小松作了一副对联:“小爬虫终将恶报,松灰鼠定会夭亡。”结果,小松班长被新四军进城击毙。 抗日胜利后,徐焕斗仍以教书为业,1949年病逝。 
 

      李文田(1881~1930)  字瑞蓉,名镜容,1881年出生,白沙人。幼时苦读经书,爱习诗文,青年时期,胸怀大志,关心国事,   他曾在诗中写道:“多少兴亡愤,凄凄无所支,愿将身世泪,化作杜鹃啼”。 为了寻求国家富强之道,于1903年留学日本,次年与秋瑾女士一同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6年同秋瑾、郭定安等一道回国,清政府赐李文田“进士”学衔, 他婉言谢绝说:“愿作痴农,不当学士”。后立足内黄学堂,积极向军学两界宣传革命真理,还以写诗作演说。当秋瑾遇难,为了怀念战友秋瑾女士,他写了《吊秋瑾女士》诗“梦魂何日伴江东,秋风秋雨泣数穷。解识干戈为社稷,断全心事断头同”。因清军缉拿,李文田潜回花园后赴省城参加武昌起义。  议和后,在王安澜部下任书记,此时,出版诗集《国魂》,同时还写了《秋瑾传》。后来袁世凯为了当“洪宪皇帝”,下令缉拿革命党人。 李文田被迫回乡,在火车开至花园与陆山之间,被袁的爪牙发觉,正搜捕时,李文田跳车脱险, 腿伤被人背送回家,从此结束戎马生涯。后来在北京、河南、武汉、广州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1930年2月因病回家医治不愈,与世长辞。其遗作有杂文《痴农集》8卷、日记《东渡日记》、《归国日记》各2卷。 
 

      石志泉(1889~1960)  名美瑜,号有儒,石凤翔胞兄。石志泉幼小勤奋好学,14岁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专科。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从此,全心关注国家时政,并组织青年学生以同盟会政治纲领为依据,随时准备推翻清王朝,振兴中华。为作好舆论准备,石志泉常在《民报》发表关于政体、国体的文章,抨击清王朝政府。
      辛亥革命后,石志泉回国就职于湖北军政司法部。随后,黎元洪调京,湖北实行军民分制,段祺瑞、段芝贵、王占元先后任职,均巧取豪夺,克扣军饷。汉阳发生兵变,石志泉极为不满,辞职去北京政府司法部任职。后复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系,1914年获硕士学位,1916年归国。归国后历任奉天高等审判厅长,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次长等职,1922年调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因不满政府官员腐败,辞职。
      1923年投身于教育界,专心从事法律研究。先后任国立政治大学教务长、朝阳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主任、院长、司法储才馆馆长,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亲手送赴日本留学者50人以上,其中获硕士者50人。
      1932年在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期间,他常深入基层,到各省、市、县巡视司法,了解典型案件,加以分析研究,为制定民法作调查工作。每到一处,都受到基层法律从业者的拥护和老百姓的欢迎。后来,政府腐败,司法不能独立,更不能执行法律,为此心忧,主动引退。
      抗日战争时期,石志泉在重庆大学任教,并从事法律理论研究,著有《民事诉讼条例释义》、《新民事诉讼法评论》、《民事案例分解》、《民事调解问答》等。他于1944年重新调任国民党军事法庭庭长,1949年去台湾,1960年病逝。 
 

      石凤翔(1893~1978)  名志学,丰山滑石冲人。早年随兄志泉留学日本京都纤维工业大学纺织科。1916年毕业后,至大阪内外棉纱厂实习,该厂欲聘他为青岛分厂工程师,石凤翔婉言辞谢。1917年回国,初任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务长。半年后,在湖北实业厅任技士。并承楚兴公司委托于1918年筹办“楚兴纺织学校”,任校长。1923年楚兴公司更名为大兴公司,并在石家庄筹建大兴纱厂,石凤翔任厂长。1933年,调西安筹办大兴二厂,石凤翔任经理兼厂长。1937年,由大兴、裕华两公司合作投资,大兴二厂改名为西安大华纱厂,他仍为旧任。1939年,又迁部分纱机去四川广元建大华广元纱厂。石凤翔在西安时,其女石静宜在石凤翔朋友刘楚才家宴中,与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相识,后结为夫妇,石凤翔因与蒋介石亲家身份更引起各方面重视,  先后被选为由裕华、大华、大兴等联合组成的“裕大华”公司常务董事及公司经营的永利银行常务董事, 并于1946年出任“裕大华”公司总经理。石凤翔经常往返于宁、沪、平、津、石家庄等地,收回已为国民党驻军及经济部华北特派员公署所接收的原石家庄大兴纱厂产业,贷款复厂开工。 1947年,“裕大华”在武昌瑜珈湖边创办私立江汉纺织专科学校,石凤翔为第一任校长。
      1948年,石凤翔与上海大生公司合作组建台湾大秦纱厂,并以纱机1.5万锭及棉花550吨运往台湾,但石凤翔去台湾后,纱厂终未办成,1978年,因病逝世。遗著有《棉纺学》上、中、下三册,《纺织业与抗战建国》等书,颇多经验之谈。 
 

      丽  尼(1909~1968) 本名郭安仁,丽尼是笔名。白沙栗树张湾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授。
      1921年,入汉口博学书院(后名博学中学)读书,1925年,因参加反帝大游行被开除学籍。1926~1927年夏,在武汉邮电局任职员。认识了吕骥、夏芝圃等进步文人,曾与夏芝圃合编综合性文艺刊物《汉心》,并以“燕人”笔名发表《燕语》等小品杂文,由于该刊物涉及评论政治,国民党当局勒令此刊文稿一律受审,不久被迫停刊。1927年秋,考入上海劳动大学读书,次年离校,先后担任上海“自由书店”翻译,福建《泉州日报》副刊编辑和晋江黎明中学英语教师。1930年2月至8月,在湖南长沙《教学杂志》当编辑、翻译。后又到武昌“文艺”任教,在武汉《时代日报》主编《时代录》和《煤坑》两个文艺副刊,并发表诗歌、散文、小说。1932年,他与武汉的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取得联系,同年参加“左翼剧联”。在张庚领导的“鸽的艺术社”参加话剧《卡门》等演出活动。
      1934年去上海定居,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散文,为大众出版社编辑《小说》半月刊,与进步人士交往甚密,不久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1935年,与巴金、吴朗西、 伍禅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 至1936年初“左联”解散止,曾教巴金学世界语。30年代,曾翻译鲁克泡特金著《俄国文学史》(1931年,重庆出版社), 法国纪德作品《田园交响乐》(1935年,文化生活丛刊), 文化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三部散文集《黄昏之献》(1935年)、《鹰之歌》(1936年)、《白夜》(1937年), 文字优美清丽,诗意盎然,在当时吸引过不少艺廊游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家从上海移居武汉,因时局艰难,家境窘迫,于1938年5月以“军用文官”中的“荐任官”身份,入国民党军训部军学编译处任职,主要从事军事著作英文翻译。 其间,他为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的进步青年学生通风报信,为被捕的同志担保,给无处栖身的进步青年专济援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南京国防部秘书室任少将秘书。 解放战争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乘机弄到一份蒋军的作战计划,通过作家胡风,找到宋庆龄和廖梦醒,最后,转交给中央军委,军委曾致电嘉奖。在此期间,他还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他以另谋教职为由,转重庆相辉大学任文学系教授。
      1950至1957年, 先后担任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央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编译室副主任等职,  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以辛勤的劳动,翻译出版过多种外国文学名著:如屠格涅夫的《前夜》等,在国内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他长期担任文化行政和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对于组织介绍世界优秀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贡献。
      1960年,文化部党组织给他定为“反动党团骨干”。1965年,调任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8年8月3日,在烈日当头的强度劳动中,他晕倒在水田,抢救无效含冤逝世。1978年9月,暨南大学党委报请广东省委批复,撤消丽尼“反动党团骨干”的政治结论。并举行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1986年9月,该校党委又发文,对他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公正结论。